公務員加薪：兩難之下的選擇錢將從何而來？

　　公務員漲薪牽涉面過大，所以一次漲幅不宜過高；但漲薪的目標在帶動消費，此次漲幅也不可太低。一次加薪300元，行不行？

　　如果說在1999年初，關于公務員即將漲薪的消息還是人們將信將疑的傳言，那么在6月間股市的陣陣熱浪之中，市場和學界已經(jīng)把它作為就在手邊的政策選擇了?！肮珓諉T要漲薪了”，這個消息不脛而走。種種的觀察和分析都傾向于這樣一個結論：今年下半年的某個時候，醞釀已久的公務員漲薪很可能付諸行動。一種為大多數(shù)人認同的解釋是，此次漲薪幅度將高于以往，而主要政策目標在于刺激消費。

　　公務員：錢多還是錢少

　　早在去年人代會討論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時，就有了在精簡機構之后提高公務員工資的主張。在去年底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有關人士再次從提高城鄉(xiāng)居民購買力的角度出發(fā)，表示可適當提高行政事業(yè)單位人員工資。據(jù)說在去年底今年初之際，中央國家機關已經(jīng)有了某種傳言：公務員即將漲薪，幅度可能達50%。----建國以來，國家機關的工資制度曾經(jīng)歷過三次大的改革調整，1993年是最近的一次?！秶夜珓諉T暫行條例》正式出臺后，昔日的國家干部變成了公務員，過去以級別定工資的制度也改為職務級別工資制。公務員的工資由四個部分組成：基礎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工齡工資。基礎工資所有人都一樣，以前是90元，后來調整為110元；工齡工資每年1元；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按照職務和級別的高低分別劃分為若干個檔次，根據(jù)每人的情況對號入座。按照這種工資標準，一個部長的月工資(不含補貼)最高是1050元，處一級的工資水平最高為620元，科員、辦事員當然就更低。

　　北京企業(yè)研究所所長賀陽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95年9月他從國家體改委社會保障司司長的職位上“翻身下海”時，他的工資加獎金加“獨生子女費、書報費、洗理費”，“所有的加起來是768塊錢”。賀陽認為，公務員理應屬于社會中等至中上收入層。公務員工資高一些，才好吸引更多高素質的人才加入公務員隊伍。

　　曾任國家體改委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的曹遠征先生現(xiàn)在是中銀國際的執(zhí)行副總裁兼首席經(jīng)濟學家。中銀國際是直屬中國銀行的國際性投資銀行。在接受采訪時，這位經(jīng)濟學家認為現(xiàn)行公務員工資制度不合理，“首先是起薪(也就是基礎工資)太低，其次職務之間的級差也太小。”在他看來，這導致工資無法對公務員起到激勵作用，而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同時又擁有很大的權力，就極有可能濫用手中的權力。

　　當然，名義工資并不是公務員收入的全部。人事部人才科學研究所的佟亞麗女士對記者坦言，雖然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不高，但如果考慮其福利水平，總體來看并不低。其實中國的公務員除了福利，還有各種補貼，在一些下屬企業(yè)效益比較好的機關，公務員每個月發(fā)的各種生活用品甚至可以使他一個月不需額外消費。而且，中國的公務員還享有一種其他國家公務員享受不到的福利：租金幾近于零的房子。政府雖然在去年明文規(guī)定，到1998年6月停止福利分房，但很少有單位執(zhí)行這個規(guī)定——直到現(xiàn)在，仍有許多單位緊急調集大批資金用來購買新房。準福利分房和低價售房仍被看做當公務員的一種大好處。

　　也不是每個同樣階次的公務員都能分到房子或價值相當?shù)母＠?，恰如不同部門的公務員補貼也不一樣，至于其他隱性收入差別就更大了。這種情形恰恰說明了公務員報酬之復雜性，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么多素質很好的碩士、博士愿意進入公務員序列，又有不少同樣條件的公務員流失。

　　正因為此，學者們指出，應當對公務員的工資和不合理的結構進行真正的改革，包括把非貨幣化的福利貨幣化。

　　漲薪的目標選擇

　　整體改革公務員的薪酬制需要更大的手術，但既然工薪水平偏低，漲薪也就勢在必行。剩下的只是時機——什么時候漲更合適。究竟是與大的進一步的體制改革步驟相統(tǒng)一，還是呼應宏觀經(jīng)濟的現(xiàn)實需求先行一步呢？

　　種種跡象表明，在當前通縮嚴重、需求不足陰云重重之時，公務員漲薪很可能會被作為刺激宏觀經(jīng)濟的措施之一先行出臺。

　　正因與此目標相關，漲薪的幅度也就不可能過小。1993年工資制度改革，每個公務員平均只多拿了19元錢。而此次調整雖然猜測不一，但最保守的估計也高達三成，甚至有五成、七成之說。國家計委宏觀經(jīng)濟研究院的人力資源專家楊宜勇博士則認為，這次調整可能會更多地照顧低級別、低工資的公務員，加薪辦法不會是比例制，很可能是給每人數(shù)目大致相同的一筆錢，少的不低于200元，多的也不超過300元。

　　統(tǒng)計表明，消費對國內經(jīng)濟增長率的貢獻比例高達60%。從此角度看，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會有助于推動經(jīng)濟增長。不過公務員拿了錢會不會去消費，學者們的分析還是不盡一致。有許多專家認為漲薪必然會轉化為消費，他們依據(jù)的理論包括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和弗里德曼的長久收入說。這些理論認為，穩(wěn)定的收入必然轉化為穩(wěn)定的消費。

　　但還有一些專家并不相信這些理論就能適用于現(xiàn)在的局勢。楊宜勇就認為：“如果消費結構性障礙不變，工資轉化為現(xiàn)實消費的概率不會很高。”他指出，考慮通貨下降因素，這兩年社會實際工資是增長的，但每年的儲蓄還是在增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強則認為，如果不是強制消費的話，這筆錢可能最終仍會轉化為儲蓄——如果這筆錢只讓購買住房，那它的市場效應倒是能馬上顯現(xiàn)出來。

　　國家體改委經(jīng)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潼認為，漲薪帶動消費是毫無疑問的。他說，漲薪的次序應當是這樣：公務員之后是事業(yè)單位，然后是國有企業(yè)。當然經(jīng)營狀況良好的企業(yè)，可能問題不大，虧損企業(yè)能否提工資就有爭論。

　　1993年，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為4916億元，第二年就達到了6656億元，一年上漲35.4%。以后總額的絕對值仍逐年上升。1995年是8100億元，1996年是9080億元，到了1997年，上漲的幅度開始減小，僅達9405億元，1998年則出現(xiàn)下降，為9297億元。以此為依據(jù)，王潼教授相信，這次公務員工資上調也會起到同樣的帶動作用。

　　曹遠征也說，在宏觀經(jīng)濟不景氣時，需要強化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如果公務員漲薪后增加消費，“他們所處的位置，使得他們的這種行為比其他階層的消費行為更具有示范效應，在穩(wěn)定他人的預期方面也有更大作用?！?

　　羊毛出在誰的身上

　　漲薪的錢從何而來？種種分析認為，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

　　我們不妨算一筆帳。目前正式在編的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為1.8萬人，但去年為了使機構改革進行更為順利，政府曾作出過這樣的規(guī)定：分流的公務員雖然不再屬于公務員編制，但仍享受公務員的一切福利待遇，即仍屬財政供養(yǎng)人口。此外，黨政機關、人大、政協(xié)、團、工、婦以及部分事業(yè)單位同樣是隨公務員制吃“財政飯”的，公務員漲工資，他們也要跟著一起漲。把這些人都算在內，中央一級的差不多有3萬多人。如果按照普遍的每個月人均長300元的看法，如此算下來，這筆財政支出至少需要一年近一個億。

　　這筆資金不算大。但這個數(shù)字僅是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一年漲薪的財政支出，如果算上地方公務員及事業(yè)單位，數(shù)字要龐大得多。此外，如果公務員漲薪，下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費、離退休人員的工資補貼，都將相應上調。而和公務員關系最近、向其看齊的事業(yè)單位必然也是要水漲船高的。這些錢縱使不從國家財政直接劃出，也很可能對財政間接造成壓力。另據(jù)悉，政府也將鼓勵企業(yè)根據(jù)其效益調整工資，并不設上限，對高層經(jīng)營管理人員更是理所當然地開了大口子。

　　于是有一個問題：漲薪帶來新一輪工資上漲，會不會推動成本上升，對擴大內需政策產(chǎn)生一定抵銷作用？對此，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

　　曹遠征分析說，公務員漲薪由財政負擔，而財政基本不負擔國有企業(yè)，企業(yè)的工資水平由企業(yè)的贏利狀況決定。他認為，國有企業(yè)的職工是否漲薪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財政問題；其次，漲薪不會損害擴大內需的政策。因為目前的問題是最終消費需求不足，不是成本過高或售價過高。所以他認為考慮當前的宏觀環(huán)境，漲薪是必要的，時機也是恰當?shù)摹Ｍ蹁舱J為，為此承擔一定程度的財政赤字是可行的。

　　楊宜勇的看法則相反。他認為今年漲工資并不是最好的時機。他認為，國內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這兩年連續(xù)滑坡，并不具備漲薪條件。他還指出，國外在經(jīng)濟滑坡的情況下，政府一般倡導削減工資。因為漲工資可能導致更多的失業(yè)，減薪則可以為企業(yè)減少費用，防止經(jīng)濟進一步惡化。中國應當在經(jīng)濟轉好、出現(xiàn)恢復跡象并開始上升時再給公務員提薪，明年下半年有可能是較好時機?，F(xiàn)在的有效措施是減免稅收，以給企業(yè)創(chuàng)造更多的利潤空間，在微觀層面促進經(jīng)濟的增長。

　　靠改革擺脫兩難

　　公務員漲薪，畢竟是個比宏觀經(jīng)濟效應更敏感的話題。此舉牽涉到方方面面，一步邁出，不可能不反復斟酌，權衡再三。不少學者接受采訪時談到了公務員漲薪可能帶來的沖擊及對策。

　　長期以來一直研究收入分配的老經(jīng)濟學家趙人偉認為，即使需要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宜一次到位。因為“公務員制度存在的最大的問題并不是工資水平太低，而是因為冗員造成的效率低下。漲工資應該與機構改革互相配合，以提高工資作為競爭上崗的激勵機制：只有達到某一目標的人才能漲工資，才能繼續(xù)留在公務員序列中。也就是說，裁減冗員也不能一刀切”。從這個角度看，他主張應該在三年之內，分數(shù)次而不是一次對公務員的工資進行調整。

　　賀陽在分析公務員工資上漲可能產(chǎn)生的問題時認為，第一是吃皇糧的人多，人多就不好漲。第二是公務員素質參差不齊。工資一上漲，差的就更不愿意離開機關了。機構精簡的難度或許因此增加。

　　李強說：“在市場經(jīng)濟中，每一個人的薪金應該是不一樣的，因為每一個人的貢獻不同。通常情況下，個人薪金的確定是在市場討價還價形成的。但在我們的體制下體現(xiàn)不出來。我們是要提大家一起提。其結果是抹殺個性和積極性，打擊了努力工作的人。”

　　實踐中存在著諸多兩難。因為公務員漲薪牽涉面過大，一次漲幅不宜過高；但因為漲薪的目標在帶動消費，此次漲幅也不可太低。

　　王潼提出，在這種情況下，確定支出預期對于達到宏觀目標至關重要。

　　據(jù)他分析，支出預期的不確定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是房改政策尚未出臺。時至今日，購房貨幣化在全國仍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部分地區(qū)進行了試點，但相互之間政策并不協(xié)調。在北京這樣一個國家部委機關云集的地方，更是遲遲不動。對機關工作人員取消福利分房后如何補貼也仍未有定論；其二是教育支出逐日攀高。當免費上學、每個月還有補助的“社會主義幸福生活”成為回憶中的一道風景時，中青年父母不得不為孩子的教育仔細掂量掂量手中的這點錢。教育走向產(chǎn)業(yè)化勢在必然，而過程中仍充滿了變數(shù)，家長只好一邊攢錢，一邊“等著瞧”。三是涉及到每個人的醫(yī)療、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不確定性支出。目前的醫(yī)療體制改革比較明確的是醫(yī)藥分開，但醫(yī)療保障體系仍未健全。由國家包干的公務員報銷比例尚未確定，遑論生活在體制外的人了。

　　由此，王潼也認為工資改革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唯有使收入預期和支出預期同時改善和明確了，財政增加的部分才可能用在消費上，不然，仍舊是錢從銀行出來，又直接回到銀行。

　　吳敬璉則從另一角度提出問題：公務員漲薪當然確有必要，但應當有個次序。現(xiàn)在職工的社會保障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一些國有企業(yè)長期欠薪嚴重影響了工人生活，這些“舊賬”不還，公務員漲薪的社會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在眼下熱浪滾滾的股票市場上，公務員漲薪的消息作為利好的傳聞之一越炒越熱。但只要認真分析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就可以得知，無論漲薪的基本動機如何單一指向宏觀啟動，公務員漲薪本身意味著一種較大的制度性變動，相應的改革步驟和配套安排是不可缺少的。

　　否則，新政策只能在兩難之中徘徊。（曹海麗、王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