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相親角，各地幾乎都有。這些家長聚齊在這里，互相搭訕聊天，擺出自己的條件，只希望可以為子女找到合適的對象。黃梅雨下完，三伏就來了。上海38攝氏度高溫，烈日炙烤大地，綠樹如茵的人民公園也熱浪洶涌，人跡稀少許多，唯獨相親角依然人頭攢動，熱鬧如市集。
“家長內心的焦灼比太陽的溫度還要高。”羅書寰坐在樹蔭下，止不住地冒汗。說這句話時，他望了望幾米遠處的一排傘和低頭看傘上征婚信息的家長們，面色戚戚，“你看看這些人，都是可憐天下父母。”
“70后”、“80后”是相親角隱形的主角，年邁的父母為他們出面，在這個“婚戀自由市場”，像做生意一樣與人“談婚論嫁”。有的幫女兒找了七八年，有的幫兒子找了12年零3個月，有人尋找的時間比這個相親角的歷史還久。所有人都知道相親角成功率低，但哪怕有一個成功，他們也會抱著一絲希望，日復一日地尋找。
“什么時候才能找到呢？問題在于，你不知道緣分在哪里，也不知道在什么時候，說不定今天就找到了，說不定明天就有了。”曹麗腳上貼著膏藥，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捏著面前那把棕色花邊傘，看來來往往的人流，眼神茫然。
從子女自尋，到親朋介紹，再到托付中介，父母窮盡一切辦法后，不那么“體面”的相親角或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從東北飛來相親
在女兒三十歲之前，曹麗沒有想過女兒會嫁不掉。
三十歲之后，她開始著急了。今年2月來相親角，擺傘掛牌，傘上掛著一張名為“尋緣”的塑封A4白紙，幾行黑字：85年出生，身高165cm；注冊會計師，在外資銀行工作（陸家嘴）；大學本科，有上海戶口，有房。
“我女兒是優(yōu)秀畢業(yè)生，加了10分，直接落戶的。”曹麗說起女兒就很驕傲，一直夸女兒優(yōu)秀，性格好，長得跟明星一樣。然而，每天過來問的家長卻只有一兩個，有時坐一整天都無人來問。
“以前在農(nóng)村，女孩子再丑都能找到對象，為什么現(xiàn)在反了，好的嫁不出去。”曹麗無法理解。
早知道現(xiàn)在的年輕人找對象這么困難，陳善美半認真半開玩笑說，真后悔沒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把女兒嫁出去。
陳善美有兩個女兒，老二孩子8歲了，老大36歲還單著，她急得坐不住，拋下了家里繁忙的建筑生意，專程從黑龍江雞西來到上海為女兒解決婚姻大事。
周日，陳善美一如往常，早上8點就來公園占位。這幾個月，無論刮風下雨，她每周末都帶飯來相親角，一待就是一天。
天氣悶熱無風。她把女兒的征婚信息掛在傘上，把傘擱在路邊，自己坐在樹蔭下的花壇上，翹著二郎腿，扇著扇子，跟旁邊的老鄉(xiāng)嘮嗑，表情生動。有個給自己找老伴的大叔一直纏著她，她性子大方，也笑著跟他嘮幾句。
女兒在上海一家外企做業(yè)務經(jīng)理，以前和一個同事談過，發(fā)現(xiàn)對方腳踏兩船后分了手，之后再沒有別的戀情。一年就春節(jié)回一次家，每次問她有沒有對象，她總說沒有。原本想著讓她自己談，就沒管，沒想到一晃眼拖到了現(xiàn)在。
陳善美在家都不敢尋思女兒的事，一尋思就頭大。“離近點兒我還能督促她，離遠了擱那電話，每次她就‘嗯、嗯、嗯’，嗯完了也沒個音訊，我電話費白花了，一點用沒有。”陳阿姨越說越急，聲音越大了起來。旁邊的家長們聽了就笑，她也跟著呵呵笑。
4月份，陳善美跟丈夫商量后，決定以旅游為借口，來上海找女兒。這是她第一次一個人出遠門，坐的飛機。“我可害怕了，生怕走丟了，但沒辦法，再等下去咋整啊，我硬著頭皮壯著膽也得來啊！”
裝模作樣地玩了幾天后，陳善美提出了去人民公園逛逛的想法，女兒沒有多想，帶她去了。在相親角一邊逛，一邊不經(jīng)意地對女兒說：“這傘上都有信息，你看看有沒有合適的？”女兒看到幾乎全是女孩的信息，男孩很少，覺得沒用，失了興趣。陳善美忍不住勸她：“你看現(xiàn)在這形勢多緊迫，女孩子找個對象多不容易啊，你也趕緊上這兒來。”女兒終于察覺到母親此行的意圖，吵了幾句嘴，一氣之下，把她扔在原地，自己走了。
女兒不愿上相親角“隨便拉個人結婚”，對此十分抗拒，陳善美幾乎是連哄帶騙說服她。剛開始她不認得路，便想方設法讓女兒帶她多來幾次；她“文化淺”，想讓女兒自己寫征婚條件，苦口婆心說了好多次才成。
女兒挑剔，“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拒絕了幾個她在相親角看中的男孩。快4個月了，還沒談上一個，陳善美急得晚上都睡不著覺。
“這一晃大半年又要過去了，女兒都要37了！”她壓低了聲音說，“這女孩兒不像男孩兒，男的就算50歲，找30歲的都能找到，女的你得生育?。?rdquo;之前有個1979年的男孩打電話過來，一聽說女兒是1982年的就掛了。
“女兒說找不著就不找了，不找能行嗎？你說俺倆歲數(shù)大了，沒了以后，孩子咋辦啊？沒人疼沒人愛的，一輩子一個人怎么過??？將來老了有病有災，誰照顧她誰管她??？”陳善美邊說邊跺腳，眉頭緊縮，也不笑了。她覺得孩子太自私，不理解父母，只管自己享受，“你說讓父母少操點心，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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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安放的焦慮
陳善美的擔憂，在獨生子女的父母身上尤為突出。
“獨生子女不成家，老了怎么辦？一個人關在房間里，不跟社會接觸，一年沒有人來跟你說話，沒有人來看你，你要發(fā)瘋的！”羅書寰雙手在空中比劃，激動得直哆嗦。
羅書寰的獨女今年33歲，大學時沒談戀愛，畢業(yè)后進了機關單位，男少女多工作忙，一年年就這么耽擱下來了。“女孩子過了30歲就難找了。”羅書寰怕女兒不結婚，不是怕她被人說“老姑娘”，而是怕她一個人孤獨終老。
他目睹了一位孤寡未婚者的晚年，那位朋友年輕時沒談對象，現(xiàn)在六十多歲了，父母已過世，家里到了晚上就一個人對著電視機。身體也越來越不好，飲食起居已成困難，出行也不方便，只能偶爾打個電話給朋友，聊解孤獨。
“子女如果不成家，沒有可預見的幸福，父母很痛苦的。”羅書寰拿出環(huán)保袋里的手帕，抹了一把臉上的汗。他說，要不是為了子女的幸福，沒有人會愿意大熱天不在家吹空調，跑出來日曬雨淋。他看到有些家長“像討飯一樣”，頸上掛著一塊征婚的牌子，在相親角里游走徘徊，臉上沒有笑容，他看著就心疼。
羅書寰是上海人，家里三套房，對男方經(jīng)濟要求不高，但要有上海戶口，大專以上學歷，身高1.75米以上，談得來——這是最難達成的條件。
早年，朋友介紹了一個越劇著名演員侄女的兒子，交大碩士，羅書寰覺得很好，但女兒說他像書呆子。“以前同事朋友介紹對象，好多介紹了就成了，沒那么麻煩。”羅書寰感慨社會的發(fā)展、時代的變化，現(xiàn)在年輕人不同以往，更追求“感覺”和自由。
周莉的獨生女正在30歲的關口上。她是上海人，長期在陜西工作，為給女兒找對象，半年前特地回來上海。她不敢掛牌，怕女兒知道了生氣。女兒極其反對她來相親角，她每次都謊稱是出去逛街，看到合適的就說是朋友介紹的，而且要反復勸說，女兒才勉強答應去見一面。
女兒說自己喜歡自由自在，不想被婚姻束縛。她有個旅游群，全是大齡單身女青年，偶爾相約一起旅游。公司里也有很多大齡女，有的40多歲還沒結婚，經(jīng)濟獨立，有房有車。周莉認定，女兒是受了同事的影響才不想結婚，覺得自己沒有男人也能活，不需依附于男人，“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這句話……”王國勝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恰當?shù)拇朕o，“對父母來說就是犯罪的一句話！”旁邊大叔接了一句：“最大的打擊！”父母懼怕的不是子女找不到對象，而是子女根本無心結婚。
中午一點，太陽正猛烈，王國勝瞇著眼，面無表情，汗流不止。他只有一個1983年的女兒，在相親角找了三年，每個周末都來，畢竟“在家里待著一點希望也沒有，在這里還有一點希望。”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盡百分之百的努力。”一位周姓家長說。
“小姑娘大了就要著急，我女兒93年的都來了，他們83年、73年的怎么辦？”在海外區(qū)擺攤的上海人黃珀說。
王國勝也意識到形勢緊迫，心里也著急，但并沒有因此放低要求，“硬件條件不好也不要”。
這大概是相親角最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來到這里的家長多數(shù)心急如焚，希望越早找到越好，耽誤多一天都會讓他們寢食難安；另一方面，他們又愿意花大量的時間挑挑撿撿，設定各種各樣的條件，總希望能物色到一個更好的對象。
相親角有一個海外區(qū)，專門供海外留學工作的青年家長交流。黃珀是坐鎮(zhèn)海外區(qū)的?？停畠航衲?4歲，在芝加哥香檳大學讀碩士，已拿到綠卡，將定居美國，因此他想給女兒找一個大10歲左右的美籍華人男孩，儒雅正派人品好的人才。
范圍的縮小增加了配對的難度，他聊過四五個男孩最后都沒成，便順帶幫這些男孩掛牌。他每周都帶飯來相親角，坐在海外區(qū)正中央，靠馬路邊，有人經(jīng)過，就扯著嗓子：“美國女孩！哎！93年的女兒！93年的！”
“呵呵，這位老兄就是在推銷女兒，但是他推銷的女兒價格太高，要優(yōu)秀男。”毛尚志第一次來公園就注意到了黃珀，這次又在同一個位置看到他擺攤，便蹲在一旁與其攀談。黃珀帶了女兒的照片，但一般不碰到滿意的，不會拿出來給人看，“誰也沒見過他女兒長什么樣。”
毛尚志也是上海本地人，與其他家長不同的是，他是被兒子叫過來相親的。兒子近三十，最近開始著急了，主動提起人民公園有個相親角，毛尚志明白兒子自己不好意思來，便答應替他過來看看，“來了一看，都是老頭老太。”
他不喜歡這個地方，大家一見面就問房子、戶口、收入、學歷、外貌、有無婚史，“有過婚史，身價一落千丈”。在他看來，這樣的相親無異于推銷。
有些本地人非上海戶口不談，“沒有戶口，每月收入幾萬都沒用。”毛尚志說上海男孩條件差點的都找外地女孩，上海女孩一般不肯嫁給外地男孩，黃珀插一句：“肯嫁的，優(yōu)秀的肯嫁的。”
有些外地人也不愿找上海人。那位姓周的新上海人對未來女婿的要求中，有一條就是不能和父母住。
有一對杭州夫婦停下來看傘上的信息，曹麗第一句話就問：“你是上海人么？上海人我們不考慮的。”杭州夫婦心領神會地笑了：“我們也不考慮上海人，這是小孩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來看，小孩是有框框給我的。”
“他們首先問我兒子有沒有房，有無房貸，根本不問小孩子性格怎么樣。”坐在曹麗旁邊的陳香梅也是安徽人。曹麗說，在相親角里，有戶口、有房、有車就是標配，對男孩尤其如此。
有位六十多歲的上海家長，兒子三十多歲沒結婚，就是因為沒房子。有家長認為，相親角男孩少，是因為男孩要買了房，才敢在這里掛牌。
“那么貴的房子，不是隨便買就買得起的。”陳香梅認為房子應該兩個人一起買，男方可以出多一點。“現(xiàn)在有房不行，還要問有沒有獨立的婚房，還要問你跟不跟你小孩在一起住。”她認為父母沒有權利給子女找對象還設置那么多條件。
不過，待她知道很多女孩貸款買房給父母住后，在條件上又加了一句：有房無貸。
毛尚志說兒子本科學歷，在相親角屬于中下等條件，“女方本科，要求男方是碩士，女方碩士，要求男方是博士。”如果說自己孩子是研究生，還會被追問本科在哪里讀的。
“小孩優(yōu)不優(yōu)秀，得看本科。”一對已定居上海的哈爾濱夫婦對曹麗的女兒很感興趣，雙方交談完留下聯(lián)系方式，但曹麗不太滿意，因為男孩是南京理工大學畢業(yè)的。“他要是南京大學，我還覺得不錯，南京理工，沒聽過。”
有位博士家長的兒子也是博士，1980年生，在國外開律師事務所。他給兒子找對象最看重學歷，必須要“有文化”，最好是知識分子家庭或農(nóng)工家庭，“經(jīng)商的絕對不行”。他看到一個牌子寫著普林斯頓畢業(yè)的，就問在普林斯頓讀了幾年，女孩媽媽說讀了一年，“我一聽就有問題的啊，沒必要再聊了。”
有人看重長相。有位家長一上來就問陳香梅要兒子的照片，說“長得不帥，其他條件再好，也不行，長相可以，再看其他條件。”
有人則死磕“身高”。一位男方家長的牌子上寫著要求女方身高1.65米以上，路過一位阿姨問：“我家孩子1.63行嗎？”他連忙搖手：“這不行咧！”
曹麗得知杭州夫婦的兒子是交大工科碩士，在外企工作，繼續(xù)問對方身高，“我們是有身高要求的，175以下，看都不要看，少一厘米都不行。”這是她女兒提出的要求。杭州夫婦的兒子1.78米，曹麗覺得挺不錯，但他們離開了，沒有留聯(lián)系方式。
羅書寰在相親角認識一位從貴州回來的上海知青，兩個兒子條件不錯，唯獨身高有點遺憾，“男孩一米七不到！”因此找了好多年沒找到，勸他把要求放低一點，他說不行。
也有一些莫名的條件，比如有位獨生子女家長只找獨生子女，當聽到對方是為親姐姐找對象時，直接拒絕：“那不要，我們獨生子女對獨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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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著挑著就耽誤了
學者孫沛東在《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和“白發(fā)相親”》一書中曾分析改革開放后上海青年的婚戀觀變化：擇偶標準中的政治主導因素逐漸被經(jīng)濟狀況，社會地位和個人品質所代替——70年代末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海陸空熱”；恢復高考后，80年代初，社會上的擇偶觀念又出現(xiàn)了“文憑熱”；與此同時，上海的對外交往日益頻繁，“涉外婚姻”逐漸成為城市時尚。進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擇偶中出現(xiàn)了拜金主義傾向；90年代，“傍大款”現(xiàn)象日益普遍。
書中寫道，進入21世紀，市場資本和消費文化成為影響上海青年的擇偶標準和婚戀觀念的新變量，個人的形象資本、家庭的經(jīng)濟資本和社會地位在婚姻市場上的地位更加顯著。上海近幾年來“飛揚跋扈”的房價，直接使婚房這個問題日益嚴重化了。
“結婚要兩個人投緣，緣分的事情沒解決，上來就問，房子有吧？汽車有吧？鈔票有吧？像做買賣一樣，賣女兒??！我有三套房子，你也要有三套房子，有毛病！我有三套房子還找你??？瞎搞！”賴須偉看不慣相親角里的一些“物質主義者”，越說越氣憤。他是上海人，替31歲開救護車的兒子找，家里開店做生意，開電瓶車過來要半小時，在相親角待了一年多，每周末從早上8點待到下午4點，一天兩壺水。
他有自己的生意和社交圈子，跑來這里純粹是為了幫兒子解決問題，“幫他找一個好一點的，讓他開心一點。”他希望找個平平淡淡過日子的兒媳婦，最關鍵兩人心靈相通，其余條件都是靈活的。
一位上海本地老人過來問曹麗，一聽是安徽阜陽的，立馬變臉：“哎呦喂，阜陽的，那苦啊！阜陽苦噢！”說完掉頭就走。曹麗覺得像聽了個笑話，“有什么苦的？我們好著呢！我們在上海買了兩套房，怎么苦了？”
在賴須偉看來，由于地域文化隔閡，上海人原則上只找上海人，條件差一點就找江浙，然后是安徽江西，東北的基本不考慮。有個安徽籍的男家長過來看他兒子的信息，他第一句問對方是哪里人，接著又問：“來上海多少年了？”“好多年了。”“二十年有嗎？”“沒有，十幾年。”
談話結束。這位家長走了后，賴須偉對記者說：“這個百分之百不要。”問他如何判斷，他說：“問題一推出去就知道了。在上海二十年肯定賺到錢，房子也有了，沒有二十年肯定沒錢。”
來自江蘇淮安農(nóng)村的李世嚴已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沒有上海戶口，沒有獨立婚房，兒子今年29歲，在中鐵上海設計院上班，工資一萬七。有個面貌可愛的女孩上前搭訕，他先問人家工作收入、五險一金，“我們要找個收入高的，要一起買房。當然女孩在上海有房，工資不高也可以考慮。”
有位阿姨在相親角找了三年，要求女孩“漂亮、膚白、眼睛大”，身高一米六，家境相當，上海有房。“只有一套房，我們不考慮的，要有兩套房。以后養(yǎng)了兩個小孩，就不用買房了，經(jīng)濟壓力沒那么大。”兒子今年33歲了，她說如果再過一兩年還找不到，就把要求放低，“不能再等了”。
作為女孩家長，楊宗恕經(jīng)常被問三個問題：“女孩子漂亮吧？工資收入多少？房子買了嗎？”他一聽到就頭痛。女兒一畢業(yè)他就來相親角，待了近八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看到一個男的牌子上寫著：月薪4000（稅前），“我都替他不好意思。”他說，“上海男的超過30歲，拿五六千的多了，這種人就廢掉了，不能要了。”
其實，他女兒在香港工作，已經(jīng)談了一個男朋友，但他不滿意，因為男方是農(nóng)村人，家境一般，畢業(yè)好幾年，工資3萬港幣，在香港屬于中等水平。如果在香港買房，男方只能出20萬，女兒希望父母能幫忙，他答應給女兒100萬。
“她談她的，只要一天沒定下來，我還是可以去給她找個更好的。”楊宗恕說，要找個在香港工作的上海人很難，前不久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條件不錯的，因為男方不會燒飯，跟家長沒談攏，吹了。
68歲自稱教書的上海人崔睢認為，女孩找男孩必須得有獨立婚房，而且一室一廳不行，一定要兩室一廳，這樣夫妻吵架時能有各自的空間，等冷靜下來再到廳里握手言和，有利于婚姻和諧穩(wěn)定。
在他看來，找對象沒有那么困難，他在相親角8個月就幫女兒找到了，后來又幫三個學生找到了，現(xiàn)在在幫一個83年的男學生找，有信心今年可以找到。
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每次周六下午三點左右過來，“下午兩點半到四點半是黃金時段，早上的價錢都很高，到下午三四點會降下來，我挑便宜貨?。?rdquo;旁邊家長一聽就懂，他得意地笑了，對記者解釋：“比如早上他要求三室一廳，價位很高，等到下午馬上要回去了，就開始降價，一室一廳也要了，見一面再說，不然又要等一個禮拜。”家長們心情迫切，都希望周六看到合適的，周日就讓孩子們見面。
“這里是來上班，不是來旅游的，你拿一個蘋果，我拿一口蛋糕，交來交去，時間都浪費了。”他認為，很多家長找不到是因為不講究效率和方法。“談朋友要靠追”，看到喜歡的應該主動出擊，但很多家長一早過來，把傘往地上一放，就坐一天，“放五年也沒用。”
羅書寰的意見則不同，他覺得相親角成功率低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在挑，你挑我，我挑他，“眼睛都挑花了，今天看一個蠻好，明天看一個還要好。”
“大家都不認識，只能互相談條件，談來談去都耽誤了。”替37歲的女兒找了多年的何力說，以前把條件定得很高，錯失了很多機會，現(xiàn)在覺得什么條件都無所謂了。“小孩子其實很單純的，復雜的就是家長，想得太多太遠。”
“父母對父母，反而沒有小孩對小孩快，父母都在那兒攔著呢。”曹麗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也無可奈何：“那又能怎么辦？小孩兒又不愿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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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爸媽好好去跳廣場舞
何力曾找過中介，收費貴，半年5000元，一年8000元，后來發(fā)現(xiàn)介紹的都是那幾個人，就放棄了。
相親角大多數(shù)家長都不信賴中介。有些家長還自發(fā)當起了“志愿紅娘”，翁大爺是最有名的一個。他是新上海人，退休中學教師，大家都叫他“翁老師”。因為雙胞胎哥哥住得遠，翁大爺便替侄子（1982年生）來相親，找了七八年，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條件不高，就是談不攏。”
一開始找了幾個女孩，和侄子都沒談攏，翁大爺覺得對不起人家，碰到其他男生他就做個介紹。時間長了，越來越多人找他幫忙掛牌。今年年初，他突然有了一個想法——搭建一個上海人的相親平臺。
這個“平臺”是一本花名冊，登記著男男女女的征婚信息和聯(lián)系方式，目前已積攢了8本，大概有一兩千人的信息，分男孩冊和女孩冊，還有一本離異專冊。
翁大爺周六日在人民公園，周三在虹口公園，平時在家里給人家打電話配對。他說以前都在家打麻將，現(xiàn)在把打麻將的錢省下來打電話，一個個通知家長聯(lián)系。
早上五六點就過來占位，下午四點多收攤。有時候來晚了，其他家長會給他留個位置。為表達感謝，家長們紛紛給他送水、送煙、送茶葉，送從臺灣帶過來的鳳梨酥和價格昂貴的野山參，還主動給他充話費。
翁大爺說他什么都不要，只想做點好事，推己及人，能成全一對，人民公園來相親的家長就少一對，“希望他們能在公園里跳跳廣場舞，看到他們本應該高興的樣子。”
“現(xiàn)在不結婚的孩子太多了，我們以前一下就成家了，現(xiàn)在要學歷、要房子、要車子，錢財都是身外之物??！”別人反駁“錢財怎么是身外之物”，翁大爺不停地搖頭，喃喃道：“現(xiàn)在都物化了。”他說自己沒房沒車，退休工資3000多塊，什么都沒留給兒子，經(jīng)濟適用房都買不起，“等動遷我兒子才能成家。”
翁大爺看中了羅書寰的女兒，想介紹給他侄子。羅書寰回去跟女兒講過，但女兒不滿意對方的條件——身高1.76米、房子在金山、學歷是專升本、在證券公司上班不穩(wěn)定。
以前，羅書寰找到一個很滿意的男孩，1988年，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工作，態(tài)度誠懇，但接觸下來女兒感覺他像小孩子一樣，她講話他聽不懂，他講話她覺得好笑，越談越?jīng)]勁。女兒迫于壓力，一直拖著沒坦白，不情不愿地跟對方見面。
“我不知道她不喜歡，她不愿意跟我溝通，問了才說，不問就不說。我說我的目的是為了給你找幸福，不是讓你這么痛苦的。”羅書寰無奈地嘆氣。
經(jīng)歷幾次失敗，他也漸漸能理解女兒的挑剔，要是找個不合適的人結婚，以后處不來離了婚，更糟糕。他認為門當戶對首先要在文化上、思想上門當戶對，所以他再著急也不強迫女兒，“我聽她的，她滿意就好，哪怕她要個叫花子，她開心就好。”
相親角男孩少，羅書寰覺得希望不大。他在一家婚介網(wǎng)站注冊了好多年，每年交400元發(fā)布征婚信息，明知上面很多信息是假的，找到的幾率也很渺茫，但“萬一成功了呢？”
據(jù)賴須偉觀察，相親角的男女比例大概在1：5左右。另一位家長也做過調查，200個人只有50個男孩，還包括40歲以上和離過婚的。
男女比例不均，使得男孩在相親角“很吃香”。羅書寰經(jīng)常看到女方家長拿著一大把紙片，拼命塞給男方家長，幾乎是用乞求的語氣說：“看看嘛，回去看看嘛！”
有些女孩家長不敢在牌子上寫得太優(yōu)秀，怕寫上去就更加沒人來問了。“有個博士后不敢寫學歷，還有的一年賺50萬，只敢寫20萬。”陳善美感慨：“現(xiàn)在優(yōu)秀男孩兒太少了，優(yōu)秀女生太多了，只能自降標準，我女兒就是還不明白這個緊迫性和競爭。”
“我總跟她說咱們年齡也大了，不能太挑，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要這樣下去就不用找了。”陳善美心里一急就愛嘮叨，什么都能繞到找對象的事上來，女兒最煩這個，幾天前早上叫她起來鍛煉，她坐在床上突然大叫：“哎呀你快走吧，我要瘋了！”陳善美也生了氣，“你只要找了對象，我就回家，回去我再也不來了！”
陳善美確實想回東北了，她吃不慣上海的菜，但為了女兒，她做好了在相親角“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坐在旁邊的老鄉(xiāng)從女兒30歲找到40歲，以過來人的姿態(tài)告訴她：“你剛來，還早著呢。”
周日下午，臨近黃昏，擺攤的人開始陸續(xù)收拾，轉移到大門口，那里更熱鬧一些。陳香梅起身，拿起那張已裂掉的塑料板凳，自言自語：“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預兆，讓我盡快離開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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